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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与宗教
(1)比德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利用、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们对自然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恐惧、崇拜过渡到亲近和喜爱，逐渐有了自觉的审美意识。《诗经》里有许多经典的山水景色的描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其叶蓁蓁”，“扬之水，白石粼粼”，“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学者和思想家们有了新的见解，如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庄子认为：“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来源。孔子认为：“水有九德，是故君子逢水必观。”“其不息，且遍与诸生而不为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则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义;浩浩乎无屈尽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绰约微达，此似察;发源必东，此似志;以出以入，万物就以化洁，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见，必观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将山水的自然品性和人的精神道德有意识地联系起来，进而探求人与自然山水在内在精神上的某些相似性，同时赋予自然山水以道德属性，这就是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比德文化，形成于春秋，流传于后世，影响深远，名作不少，代表性的作品有《离骚》(正如汉代王逸《离骚经序》所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惰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侠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陶渊明的一些咏菊的诗句：“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周敦颐的《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王安石的《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王冕的《墨梅》：
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于谦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郑板桥的《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情景交融
在我国山水审美理论中，情景交融、神与物游往往被视为审美的最高境界。所谓情景交融即审美者把自然山水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寄情山水，或志在山水”，将自身的思想、意志、情感等外化于审美对象，主客体在精神上不再有“物”“我”之隔，人不再是纯粹的主体，山水也不再是纯粹的客体，两者可以自由交通，合而为一，审美体验已不仅仅停留在自然风光所带来的感官性的“赏心悦目”上，审美者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达到一种物我两忘、悠远无限的“游”的境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李白《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辛弃疾《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唐志契言《绘事微言·山水性情》：“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中国传统哲学强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情景交融正是这种哲学观念在美学领域的反映和延伸。
情景交融类似于西方的“移情”说，德国美学家立普斯认为：“人们在对周围世界进行审美观照时，不是主观地被动感受，而是自我意识、自我感情以至整个人格的主动移入;而通过‘移入’，使对象人情化，达到物我同一，‘非我’的对象成为‘自我’的象征，自我从对象中看到自己，获得自我的欣赏，从而产生美感，审美主体包括艺术家就是移情者。”法国作家乔治·桑曾说：“我有时逃开自我，俨然变成一棵植物，我觉得自己是草，是飞鸟，是树顶，是云，是水，是天地相接的那一条水平线，觉得自己是这种颜色，或是那种形体，瞬息万变，来去无碍。我向着太阳开花，或栖在叶背安眠，总而言之，我所栖息的天地仿佛全是由我自己伸张出来的。”
科学研究
对自然山水成因的研究，在我国古代就有人做出过卓越的成绩，如宋代的科学家沈括，他这样分析雁荡山地貌的成因：
予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弯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自下望之，则高岩峭壁，从上观之，适与地平，以至诸峰之顶，亦低于山顶之地面。世间沟壑中水凿之处，皆有植土龛岩，亦此类耳。
沈括认为雁荡山地貌是由于流水对地形的侵蚀、冲击而形成，这是有科学道理的。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通过多年对岩溶地貌的考察和研究，对岩洞和钟乳石的成因都有自己独到的科学见解。然而，真正使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技术和方法，对祖国山川的地质、地貌、植被、野生生物、水文气候、生态等方面的研究，是开始于20世纪早期、发展于解放后的事。我国大多数的名山大川既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也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它们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无价宝藏，值得我们不遗余力地去保护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