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演变有哪些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变

中国文化早期的源头以《易经》为代表，儒家也有“《易》为五经之首”的说法。据记载，伏羲在7000多年之前就创造了《易》。实际上，《易经》代表了中国先哲对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其中，《易经》中体现的变易思想、忧患精神、人与世界一体的体认等，都对后世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中重视德性和自觉的集中体现。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中国文化给出的表率就是建立在道德和觉悟的基础上实行的“禅让”，这种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在讨论政治理想时，总是会把尧舜禹时期作为理想的代表。但是，建立在道德和觉悟基础上的人治，有着自身严重的局限，对于此，中国传统政治一直缺少足够的反思。

商周之际的时代变革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礼记》文献记载，中国的商代非常注重鬼神，社会事务的合法性都来自于鬼神意旨。据历史记载，很多看到商代问题的人，都尽力奉劝纣王改弦更张，可是纣王以“天命在我”的姿态，我行我素，最终被周取代。这种情况下，周代就面临着如何解释天命转移的问题。如果天命选择的是商，那么，周取代商就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下，周代的统治者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认为，天命确实存在，但是天命选择谁管理国家，要看这个人是否领悟天命，而领悟天命的表现就是德政，就是爱民。这就是《尚书》上所讲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变革，自此后，中国思想文化没有走向神学，而是走向对人的重视，这与西方思想史有着重大分野。

到了东周时期，历史上称为春秋和战国，中央控制力明显弱化，诸侯国开始出现异心，“问鼎”这个词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尽管诸侯国还没有能够取代周王朝，但是各种称王争霸的战乱，可谓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一统，就成了当时面临重大时代问题。再加上中央政权控制的弱化，也为各种思想的出现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于是，百家争鸣应运而生。就其实质而言，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不同的思想家对乱世中国社会的回应和对病态社会开出的不同药方。儒家的重点在世间，尝试就如何重建和谐的世间秩序为儒家一直思考的中心问题。道家则关注到了宇宙和人生背后的规则——道的问题，就道和人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深刻的解读。法家则是对如何有效的对人进行管控和激励作了自己的思考。面对春秋战国的乱世，兵家则对战争问题作了独到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了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在时代格局的演变中，每一种学说都在大浪淘沙的时代变局中接受检验。

在战国争雄的乱世中，以强调激励人的欲望为主要特征的法家思想成为秦代统一中国的利器。一利一弊，当国家统一之后，法家思想的局限暴露无遗。诚然，法家的刑和赏对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统一中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人性贪欲的利用是一个双刃剑。任何一个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不仅需要一套好的制度，更需要人心的净化，需要人们心灵的安顿，对于此，法家的弊端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暴露。秦王朝统一后，本应该好好的与民休息，通过制度建设探索维护国家稳定的架构，同时通过教化心灵，实现人们心灵的安顿和和谐。可惜，统治者只是将个人的贪欲凌驾于国家之上，不懂得爱惜民力，更不懂得仁爱天下，最终在秦朝二世主政不久，一场农民起义的大火，燃烧了整个秦王朝的天空。历史证明，一个只讲功利，不懂得启发人心之中善良与真诚的文化和社会，一定不会长久。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认真反思历史，取消了秦代的严酷刑法，主张休养生息，给社会一个休养和生长的时间。汉代的这种政策，与对秦代的反思息息相关。经历了惠帝、文帝、景帝时期的发展，到了武帝的时候，整个汉代的国力已经今非昔比。这个时候，汉代的政治、文化、外交等等，都需要随之作一个调整。表现在文化层面，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家的文化终于成为统治者认可和推崇的文化。儒家能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表象上看是统治者的选择和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努力，实际上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的需要和儒家文化内在的精神相关。儒家主张的那种仁爱、那种对秩序的尊重、那种对人性之善的启迪和教化，对于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价值，可以说，儒家对于世间秩序的思考，经历了秦汉之际的社会震荡之后，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汉代末期，儒家的思想开始僵化，汉章帝时期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将官方对儒家的解释神圣化，使之成为唯一合法和认可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扼杀了文化的活力。加上汉末之后的_，文化的价值开始混乱。统治者的行为，与其倡导的价值产生背离，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从内心深处认同统治者标榜的文化，这就给当时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受儒家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接受和认同儒家的文化观念与价值系统，但现实中统治者的行为恰恰有悖于儒家的价值观，这就导致了当时文化上的悖乱现象：很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放浪形骸，多做违背世俗的行为;另一方面心灵深处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灵魂深处认同这套价值。竹林七贤的阮籍等，都存在这个问题。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政治纷乱，各民族融和，也为各种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某种适宜的土壤。儒家、道家、佛家等文化，互相激荡、阐释和互融，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统一，在魏晋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文化上也呈现出海纳百川的局面，各种文化气象万千。唐代的统治者对儒家、道家、佛家都报以尊敬的态度，这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在这一时期，佛学开始出现飞跃的发展，各种宗派因机设教，异彩纷呈，创造了佛学繁荣发展的局面。针对佛学带来的挑战，儒学在理论框架、传承体系等方面，也要作出自己的解释体系，韩愈的“道统”说，就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到了宋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几百年文化的融合之后，开始显现出勃勃的创造力，理学和心学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证明。理学以朱熹为集大成，心学以陆九渊为代表，二者看似有区别，实际上都代表了儒学和佛学互融之后的文化景象。应该说，儒学发展到理学和心学阶段，呈现出一个新的高峰，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思考的深度，都是里程碑式的变化。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黄昏到来，有清一代，中国政治走向保守，中国的文化也逐渐失去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开始逐渐出现走向僵化和琐碎，金石、考据等成了清代文化的特点。除了戴震等少数的思想家有批判精神外，更多的人不过是考据者的角色，缺少思想的原创、批判和反思精神。而在这一时期，西方的社会已经实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转型，政治上的民主政治，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的活力和创造力，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大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共生，为社会的发展也提供了多种反思和反省的土壤。在这样的世界大格局中之下，中国的国运日渐衰微，一个夕阳西下的王朝，必然要经历一个苦难与挣扎的再生过程。在苦难面前，一个民族如何回应和认知时代的潮流，如何在苦难面前反思自己的问题，决定了这个民族发展的未来。

在新旧时代转换的挣扎中，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既由于世界大势的压迫，也源自挽救中国危亡的急迫，带着家国天下的赤诚，以各自的学科背景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面临的问题，尝试就如何解决中国的困境提出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百家争鸣”。所谓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新儒家等等，都以各自的精彩和角度作出了各自的回答。这些思考尽管各有问题，但是我们分析今天中国文化问题的重要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

1、琴棋书画：笛子、二胡、古筝、萧笛、鼓、古琴、琵琶。中国象棋、中国围棋;中国书法、篆刻印章、文房四宝、木版水印。国画、山水画、太极图等。

2、传统文学：主要是指诗词曲赋。《诗经》、《楚辞》。如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

3、传统节日：中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很多事情有各种礼仪和习俗。

4、中国戏剧：京剧、越剧、秦腔、潮剧、昆曲、湘剧、豫剧、曲剧、徽剧、河北梆子、皮影戏、川剧、黄梅戏、粤剧、花鼓戏、巴陵戏、木偶戏、梨园戏、歌仔戏、庐剧等。

5、中国建筑：亭阁牌坊、园林寺院、钟塔庙宇、亭台楼阁、民宅。

6、语言文字：汉语是我国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我国除汉族使用汉语外，回族、满族、畲族也基本转用汉语。

7、医药医学：中医、中药、《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脉经》、《本草纲目》、《千金方》、《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

8、宗教哲学：儒、道、释〔佛〕、周易、阴阳、五行、八卦、占卜、风水、面相等。

9、民间工艺：潮绣、剪纸、风筝、中国织绣(刺绣等)、中国结、泥人、面人、面塑、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千层底等。

10、中华武术：太极拳、咏春拳、武当拳、形意拳、少林武术、南拳、剑术等。

11、地域文化：中土文化、潮汕文化、江南文化、塞北岭南、大漠风情、蒙古草原、黑土地、青藏高原、桂林山水、中原文化、巴陵文化等民风民俗。

12、衣冠服饰：汉族衣冠服饰始于黄帝，备于尧舜，各朝代形制不同，中国还有受其他民族文化影响而诞生的服饰。少数民族服饰种类较多，如苗族的“呕欠”、“呕欠嘎给希”、“呕欠涛”。

13、古玩器物：玉、金银器、瓷器、红木家具、景泰蓝、中国漆器、彩陶、紫砂器、蜡染、古代兵器等。

14、饮食厨艺：茶;茶道;酒文化、八大菜系饺子、汤圆、粽子、年糕、月饼、筷子等。

15、传说神话：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梁祝、牛郎织女等。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有人认为是“天人合一”，有人认为是“和谐”，有人认为是“忠恕”……我认为，这些只是枝干或者皮毛，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并不像有些人自作多情地认为的那样温情脉脉、馨香沁脾，而是面目狰狞、浊臭逼人的。

请看近代著名的儒学名臣曾国藩给他儿子的家训是怎样说的——

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

曾国藩的上述一席话说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他不愧为深得儒家学说真传的一代名臣。

曾国藩的话话说得简明一些，那就是：“三纲”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其他的理念都从属于这个“纲”(用伟人的话说“其余都是目”)。凡是超越或者违背这个“纲”的都为“天理王法”所不容，必欲除之而后快。尽管纲常中也有一些“人情味”的因素，但是那主要是起着维护社会特别是官场正常运转的“润滑剂”作用。作为维护封建社会“家天下”和等级制度的“指导思想”，它根本不可能蕴含自由、平等的现代理念，更不具备当代中国最需要的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一个以“秦政”为代表的封建政治，一个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就像一硬一软的两把“刀子”，戕害了中国两千多年，使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平面循环、长期停滞的状态，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所以从整体上讲，“三纲”作为华夏农耕文明的意识形态已经属于“博物馆政治思想”了，一切想让它乔装打扮起死回生的想法和做法(例如倡导“尊孔”、“读经”之类)都是愚蠢的，也是徒劳的。

陈寅恪先生认为，影响现代中国的，除了“三教”之外，应该还有“九流”，后者的负面作用也不可低估。这个观点也有一定道理，例如当今落后地区的婚丧嫁娶事宜，“风水先生”们的意见仍然是“最高指示”。但是他们能起重要作用，还是“父为子纲”的“孝道”在起基础性的作用，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无逃于天地之间”的“三纲”在发挥作用。

马克思曾说过，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中国“反传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至今不到一百年，其间还发生了“救亡压倒启蒙”和“折腾干扰启蒙”的曲折，而我们的封建专制社会却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吾皇万岁万万岁”的颂歌世世代代久唱不衰。九十多年和两千多年，光从时间对比上看，就可以知道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传统梦魇”的道路该是何等曲折和漫长了。

当代提倡复兴儒学、大力推广国学的知识分子中，“醉翁之意不在孔子，而在孔方兄”的不必说了，单说那些真心相信儒学能够疗救时弊的人们，对此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从里到外都浸润了“三纲”的毒素，越到核心部位毒性越大。这个核心精神和传统文化绝不是“婴儿”与“洗澡水”的关系，而是灵魂与身体的关系。如果硬要说它是“婴儿”，那也像是艾滋病患者通过“母婴传播”渠道生下的孩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如此艰难，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外，传统文化的包袱过于沉重、“三纲”对人民的毒害过深，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当务之急不是“颂古”，也不是“读经”，而是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优秀因素的同时，认真清理和批判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思想，持之以恒地做好“文化排毒”(这是我发明的一个名词)的工作，因为在当今许多政治文化现象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三纲”幽灵在狞笑。